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实施“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意见从12个方面对“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作了具体部署。
在此次国务院所发布的这份《意见》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发展农村电子商务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
此前,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商务部部长助理王炳南在介绍农村电商发展现状时说,随着政府推动和社会资本的介入,农村电商发展迅猛。
到目前为止,我国共有涉农网站3万多家,其中电子商务网站3000多家,2023年农村地区网购交易额达到3530亿元,同比增长了96%。
此外,目前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1505亿元,发展农村网民达到5659万人,新增网店达到118万家,在全国1000个县里,已经建成了25万个电商村级服务点。
不过,王炳南同时也指出,我国农村电商发展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包括农村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电商人才缺乏、农产品竞争力不强,农村市场秩序不够规范等。
另外,和日本以及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农产品存在流通环节较多、流通成本偏高、效率较低等问题,这大大的抑制了我国农村电商建设的发展速度。
在此次国务院发布的《意见》中,其中涉及农村电商的内容有以下三部分,分别是:“解决农村电商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加大农村宽带建设投入,加快提速降费进程,努力消除城乡‘数字鸿沟’;推动农产品由从农村到城市的上行渠道,引导电子商务企业拓展农村消费市场,鼓励各类市场主体整合农村物流资源。”
此外,《意见》还指出,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互联网+流通”发展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境外资本加大对流通领域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应用的投入。
其实,从历史来看,流通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流通承担着产品进入市场、实现价值和满足消费需要的双重职能,物流与生产密不可分。
不过,对于流通软硬件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通过“互联网+流通”的改革方式,是否有希望解决农村电商的众多痛点问题?农村电商的主体工作者们——县域政府领导者该如何将此番利好政策快速落地,切实解决农村电商目前存在的瓶颈问题?另外,专就农村电商领域而言,是否可以设立针对农村电商特点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的发展基金?
就此,浙江省丽水市农村电商服务中心主任、特约评论员、淘宝大学县长电商研修班专家导师王军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发表了他的个人见解。
浙江省丽水市农村电商服务中心主任、特约评论员、淘宝大学县长电商研修班专家导师王军龙
农村电商的社会意义与蛋糕之大,政府与企业已经形成共识,所以才会有快速的爆发与推进,针对《意见》提出的核心内容,他从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理解:
政府:最后一公里“物流”与“商流“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在农村电商中被重点提及。
根据数据显示,在全国1000个县里,已经建成了25万个电商村级服务点。
那么“物流”为什么还是不通?对此,我的建议是,政府现阶段更应该重视“商流”。
目前解决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的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国家队”,邮政、供销社等;二是“土豪队”,阿里、京东等;三是“诸侯队”,赶街、淘实惠以及各地传统商贸企业。
这些主体在推进“最后一公里”的建设中,或多或少还是需要政府在落地上的相关支持。
那么在城市里的同类主体呢?目前,那些快递企业好像并没有在这个序列里面作为主角出现。
为什么?我想,很大的原因就是“商流”没有打通,市场实际情况还不能支持流通的市场要求。
所以,政府应该对物流资源进行整合引导。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在目前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上,“搭台”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唱戏的主体培育较慢,其中的原因多样。
政府应该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互联网+流通不一定就是网店,也可能是线下线上结合;二是互联网+流通不一定就是远销千里,也可能是城乡互通;三是互联网+流通不是串联一根从田头到餐桌的网线,也需要建立线下强大的支撑体系。
这些农村电商实际的问题与被验证的事实,已经超出了传统电商销售模式的应用与理解,而更多的是在观念和方法方面的重新定位与认知。
所以,我建议政府应该从产业链提升、供给侧的角度读懂电商、规划电商、实施电商,如此才能真正享受到政策红利、把握时代机遇。
企业:把握产业链电商倒逼的机遇
农村电商在发展过程中,县域涉农企业作为主体跃跃欲试,都希望在互联网+流通的商贸变革中分一杯羹,但是仅仅锁定产品的零售,通常结果差强人意,而且随着互联网越发普惠、产品与服务信息越发对称,线上商品服务必然是越发激烈的。
互联网+流通”的改革方式向企业透析着更多的产业链机会。
在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有两个典型的例子。
一家叫绿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他们经营的是一个区域农产品上行服务平台,公司定位做生鲜电商销售,开始做B2C的模式时举步维艰,后来重新定位作为农产品上行“电商化、品牌化、标准化”的服务机构,解决区域农产品卖的出、送不出的难题,配备了冷库、异形包装机、冷链车等配套设备,同时政府支持给予检测、区域公用品牌“丽水山耕”的保障支撑,帮助到很多合作社与农业企业实施上行路径的打通。
另外一家叫浙百味农业合作社,合作社的大米基本上通过电商渠道销售,不过它不是自己零售而是网络渠道供应商,但是大米的价格比传统农企批发高出一元左右,为什么?因为合作社负责人做了两件事:
首先是经常拍摄生产种植过程的照片给到电商渠道代理商,让他们有一手素材;二是一件代发,实现柔性生产供应,从供给侧的角度增加了自己的服务价值。服务商:带给县域的可以更多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设立“互联网+流通”发展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境外资本加大对流通领域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应用的投入,这给县域电商服务商释放了新的信号与参与农村电商的机会。
目前的农村电商服务商,除了农村电商服务商建设布点,大都处于营销策划、人才培训等软服务层面,但是对于县域及农村产业结构、硬件布局上还是很少的,“互联网+流通”发展基金可以促进真正引擎式的发展抓手。
目前也有一些县域、服务商开始尝试,如陕西洛川的苹果产业,服务商开始涉及品种、溯源、品控等环节的重点投入;山东齐河的物流行业,提出“中国网仓”的定位规划,企业开始布局智能仓储体系,实现物流与快递的协同产业升级。
以此,实现县域及农村电商真正的“标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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