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武汉大学学报》声明所言“目前的学术评价与期刊评价体制对于人文科学是严重不公平的，但我们又无法摆脱这种体制，这既是我们办刊人的悲哀，也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是对CSSCI抗议的怨念悲情版的话，《同济大学学报》主编的个人声明，则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搞笑反讽版本。

无论是悲情版，还是反讽版，所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所谈的都是学界被影响因子所绑架这一老话题。

不同的是，《武汉大学学报》声明谦谦君子般地点出了学科差异的关键，而孙主编则用搞笑的话语道出了影响因子造假的实情，揭下了CSSCI荒唐的遮羞裤。

影响因子是个结结实实的舶来品。

最早出现在美国等判例法国家中，一些出版商为了援引案例更方便，于是为判例建立索引，表明其引用和更新的情况，以便人们可以快速了解一个判例是否仍然适宜援引。

这种思维后被应用到图书馆服务中，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引文情况作为一个标准，依此购买那些较有影响的期刊杂志以供读者阅读。

后来美国一家名为“科学情报研究所”的公司也借助这套思维和方法，建立了科学引文索引，即后来大名鼎鼎的SCI，这套以引文为标准的理念和体系，在该机构的大力推动下，成功地占据了学术评价的主流。

而在中国，1998年，教育部也委托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引文数据库，用来检索中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被引用情况，这就是CSSCI。

由于受到教育部的认可和支持，这个数据库已经成为了中国最权威的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机制，甚至于在坊间被戏称为“中国学术GDP指数”。

只要稍稍了解其来历，就知道其实SCI和CSSCI并没有那么神秘和无懈可击；而稍稍了解学术的内涵，就应该知道学术评价还应该考虑过程的难易程度、领域的冷热程度、创新的大小程度等多方面。

当用单一的引文标准来衡量刊物，再笼统地用刊物来衡量文章，然后单纯地以文章数量来衡量学者的水平，那这样一个所谓量化的学术评价标准，无疑是架在学者身上的枷锁，长在学界身上的肿瘤。

这一次《武汉大学学报》和《同济大学学报》被踢出后，公开发表声明，抨击CSSCI和相关制度，可以说是多年来学界对于学术评价体系不公正不合理的一次集体爆发。

但CSSCI作为一个技术性的引文数据库，背起学术评价体系不公的黑锅，确实有点冤。

因为在目前行政力量凌驾学术力量之上的普遍状况下，对于学术成果的选拔考核，行政力量考虑的只是分出个三六九等来。

但是如何评价区分，通常行政力量首先考虑的不是科学合理，正确反映学术内涵，而是怎样简单易行，哪怕一刀切也无所谓。

表现在结果上就是评价只考虑信度，效度无关紧要。

这正是CSSCI被抬上神坛的重要原因，也是其被广为诟病的原因。

所以，要破解学术评价不公，问题主要不在CSSCI，而是要让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

学术评价这种事，还是交给同行评议，由才高德劭的学者来评定的好。

但就事论事，CSSCI这一次被批其实也不冤。

尽管异化成为学术评价的绝对标准并非CSSCI的错，但是至少在自己可以掌控的权限内，应该尽量做到公正合理。

也即是说，CSSCI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影响因子计算机器了，而是一个评价机制，CSSCI及其南大的评价机构已经在当前的评价体系中获得利益，也就应该尽力维护其公正公平，找出有效的方法来抵制影响因子作假的行为，维护那些坚持不给影响因子掺水分的良心期刊的应有地位和利益。

如果只是享受其利，而不遵从良知履行义务，那不就是尸位素餐，被批又何冤之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