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玉米种引发的侵权，判赔数千万

近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称河南高院）就河南金博士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金博士公司）诉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下称德农公司）及河南省农业科学院（下称河南省农科院）侵犯“郑58”植物新品种权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德农公司构成侵权，判令其赔偿金博士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4952万元。

6月12日，德农公司的母公司万向德农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将积极、充分地准备相关证据及材料，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尽最大努力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我国因侵犯植物新品种权而引发的侵权纠纷屡见不鲜，从司法实践来看，在大部分案件中，权利人所获赔偿额相对较低，该案的高额判赔具有积极意义。

有专家表示，侵权赔偿额较低的原因，企服快车面在于权利人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意识较为薄弱，另企服快车面在于涉及的侵权主体多为中小微企业，且侵权形式较为复杂，给权利人维权、取证等带来不小的困难。

对此，有专家建议，要加强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一是要从制度上着手，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二是加强行政和司法保护的有效联动。

德农公司和金博士公司均是我国知名的农作物种子企业。

两家公司长达4年的纠纷源于一种名为“郑58”的玉米品种。

2000年5月12日，河南省荥阳市飞龙种子有限公司向原农业部提交了名为“郑58”（品种权号：

2008年12月，该植物新品种权被转让给了金博士公司。

2000年8月，在“郑58”提交植物新品种权申请不久，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向原农业部提交了由“郑58”与“昌7-2”杂交而成的名为“郑单958”（品种权号：

随后，河南省农科院成为“郑单958”品种权人。

2010年4月28日，河南省农科院许可德农公司销售“郑单958”玉米杂交种，许可日期为2010年7月2日至2016年12月31日，许可费用为2000万元。

金博士公司认为，德农公司未与其协商，签订“郑58”品种的有偿许可使用合同，未取得该品种的合法使用权。

随后，德农公司回函表示，德农公司自2001年以来始终享有“郑58”的许可使用权，并不存在侵权问题。

在沟通无果后，2014年8月，金博士公司以侵犯植物新品种权为由，将德农公司及河南农科院起诉至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郑州中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4952万余元。

2015年，郑州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德农公司赔偿金博士公司经济损失等4952万元，河南省农科院在3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随后，德农公司与河南省农科院不服，上诉至河南高院。

二审中，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是德农公司是否侵犯了金博士公司对“郑58”享有的植物新品种权；如果构成侵权，一审判决认定的赔偿数额是否适当。

河南高院认为，德农公司要生产、繁育“郑单958”不仅需要得到“郑单958”植物新品种权利人的同意，还应得到“郑58”植物新品种权利人，即金博士公司的同意。

那么，认定德农公司是否侵犯金博士公司对“郑58”享有的植物新品种权，取决于德农公司在使用“郑58”繁育、生产“郑单958”时是否取得了“郑58”权利人的许可。

对于德农公司主张的“金博士公司在对河南省农科院使用‘郑58’生产、经营‘郑单958’的许可范围之中，已包含河南省农科院允许德农公司使用‘郑58’生产‘郑单958’的权利，即使不包含该项权利，德农公司也不构成侵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河南省农科院作为“郑单958”的植物新品种权人，虽然有权许可他人生产“郑单958”植物新品种，但其却不是“郑58”植物新品种权人。

在金博士公司没有授权河南省农科院许可他人使用“郑58”植物新品种权的前提下，河南省农科院没有权利许可任何人使用“郑58”植物新品种权。

如果河南省农科院为了商业目的将“郑58”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重复使用于生产“郑单958”，并将“郑单958”繁殖材料授权给德农公司使用，则必须经过金博士公司的同意。

结合其他在案证据，河南高院认定，德农公司侵犯了金博士公司享有的植物新品种权。

在赔偿数额是否适当的问题上，一审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考虑了6个方面的因素：

河南高院经审理后认为，由于生产“郑单958”必须要使用母本“郑58”，以“郑单958”的相关证据来计算“郑58”的侵权金额并无不妥，因此以行业平均利润率来酌定侵权获利，并无不当；同时，一审法院采用的行业协会参考意见、考虑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等均无不当。

据此，河南高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赔数额。

近年来，我国因植物新品种权而引发的侵权纠纷屡见不鲜，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植物新品种权纠纷中，大部分权利人所获赔偿额相对较低，而此次的高额判赔引来业内广泛关注。

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程远龙在接受采访时介绍，大部分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案判赔额较低主要存在3个原因：

一是全社会对植物新品种侵权行为的危害性认识不够，在此类侵权纠纷中，通常认为种子没有质量问题，不会给农民造成损失，认为这种侵权行为的危害性较小；二是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律体系还不健全，现行法律规定对举证责任分配、侵权规模等事实认定，不完全符合种业行业的特殊性要求；三是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案件取证难，比如，种子的销售及种植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侵权证据容易自然灭失，再加上侵权行为隐蔽、侵权形式多样，权利人很难取证。

“‘郑58’植物新品种侵权纠纷能够获得高额判赔，对于业内来说具有指导性意义，起到了标杆示范作用。”程远龙表示。

那么，应如何加强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植物新品种保护处副处长陈红表示，企服快车面应该从制度上加强对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包括加快修订《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适度拓展保护客体、尽快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规范“农民自繁自用”行为等；

另企服快车面，要加强植物新品种权行政执法和司法体系能力建设，加大行政执法和司法保护的有效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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