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志刚日前指出，人口老龄化可能对财政增长形成拖累，建议优化个税改革，将个税扣除提前至3岁之前，降低育儿成本，同时引导财政支出向养老、医疗、幼托等领域倾斜，填补供需缺口。

王志刚本周一在某论坛上发言时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呈现了四个主要特点：

一是老龄化特征显著，202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13.5%，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上升4.6个百分点；二是少子化，2020年中国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低于国际公认的1.5左右的“警戒线”；三是人口流动规模庞大，人口更多流向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而东北人口流失严重；四是人口质量红利在逐步形成。

王志刚说，老龄化会加剧养老金的压力，与养老相关的财政支出压力增大。

同时，“老龄化意味着一个社会的创新活力下降，经济活动有所萎缩，社会总需求有所疲软，这些都不利于经济增长，最终导致财政收入增长乏力。”

“人口变化还会影响房地产需求和土地财政，若人口达峰到来过快、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适龄购房人群增长乏力也将拖累房地产的需求。房地产消费疲弱，库存上升，影响地产商拿地积极性，从而影响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加剧部分地区财政收支矛盾。”王志刚表示。

他进一步指出，少子化和老龄化叠加可能带来财政资源挤占，综合考虑两者的共同影响，我国教育支出尤其是义务教育占比或将趋于回落，而社保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则将不断提升。“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结构从2012年开始就已经出现教育支出占比下降的态势，预计这一趋势会持续。”他说。

此外，王志刚说，从农民工这一过去支撑城镇化的主力群体变化情况看，中国城镇化已有放缓迹象。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投入方向也将有相应的变化，即向传统基建的投向将有所放缓，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要求，以5G为代表的新基建支出或将增加。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在外出农民工中，2020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101万人，比上年减少399万人，为连续第三年下降。

对于应对人口变化给财政收入及结构带来的影响，王志刚给出了五点建议：

首先是优化个税改革，降低抚养孩子成本，比如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他说，当前个税子女教育专项扣除为从3岁起算，在放开三胎的背景下，或有必要将个税扣除提前至3岁之前，以减轻纳税人负担，提升生育意愿。

其次是引导财政支出向养老、医疗、幼托等领域倾斜，填补供需缺口。特别是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经济相对落后、公共服务相对匮乏地区基本的公共服务水平极为重要，尤其是七普数据显示当前“人户分离”趋势加剧，留守儿童照养问题亟待关注。

第三是多措并举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为配合养老“第三支柱”的发展，可以考虑出台第三支柱养老金投资收益税收优惠政策；为应对老龄化加速，在发展“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的过程中，财政补贴依然需要发挥一定积极作用。此外，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社保基金预算的划拨力度，让全民共享国有经济的收益；提高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做大社保蓄水池。

四是发挥好财政引导人力资本积累、配置的作用。在保障教育型人力资本投入的同时，强化培育技能型人力资本，促进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对于一些高人力资本的老龄人口，尤其是一些教育、科研、医疗等领域的专业人士，要出台相关财税激励政策来发挥其活力，以各种灵活就业形式，继续发挥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五是加快构建数字财政，促进财政可持续。

企服快车面，以数字财政建设来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精准性以及与社会需求的匹配性，进而提升公共服务提供效率；

另企服快车面，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体系可以激发数字经济红利转换为数字财政盈余，运用数字化手段降低公共服务成本并提高纳税遵从度，为政府履职提供更加有利的财力保障。此外，为了减少数字鸿沟带来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可以结合数字经济因素来改进现有的转移支付公式，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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