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大卫?卡波斯认为，中国在通向创新型经济的道路上还需要突破一系列障碍，尤其在知识产权方面，需要自身探索、先行先试，未必一定要跟随发达国家的既定标准和经验。

美国标准不是“神话”

“互联网+”让全世界工业进入以标准为基础的时代，而良好适当的政策会鼓励更伟大的创新。大卫?卡波斯开门见山地指出，在标准制定的流程方面，中国不需要完全追随美国的经验。

曾经有人认为，美国在标准制定方面的做法就像“神话”一样，应该跟着走。“我要打破这个‘神话’。”大卫?卡波斯表示，美国参与制定的ieee（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的一些标准非常支离破碎，以致于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得不进行改变，从而导致最初的专利持有者在受到专利侵权的情况下，无法受到相关法律的保护。

对此，大卫?卡波斯建议，中国应该吸取教训，从实际出发，提前做好完善的政策框架，避免新出台的政策对原有的其他政策产生影响。

以制度设计鼓励创新

大卫?卡波斯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需要保护市场经济下的知识产权，为创新营造出积极的市场环境，“默许那些非授权专利使用者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使用专利，会挫伤市场上的创新行为，导致专利的误用或错用。”

还有哪些“沉默”会降低市场创新的积极性？大卫?卡波斯指出，中国市场上商标抢注值得引起关注。“我们应当鼓励商标创新，但对所谓的商标抢注要‘零容忍’。”大卫?卡波斯表示，商标抢注无法鼓励创新，这不能帮助设计师或发明人开发出全新的、可区别于其他同类品牌的商标。

在生命科学方面，目前中国已建立起庞大的法律体系，但低质量的竞争和模仿仍难以杜绝。大卫?卡波斯建议，中国应该规范药物注册制度，减少医药方面的侵权行为，这会鼓励更多中国医药企业把资金投入到研究与开发，特别是临床试验当中，而不是浪费在打官司或诉讼费用上。

面对全球竞争，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亟待与国际环境接轨。在上海自贸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是重要的改革内容，对此，大卫?卡波斯建议，上海自贸区可以招揽一批专业的高素质人才团队，要有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激励机制，包括管理、行政保护和执法机制。“加强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进一步加强中国的创新能力，推动中国转型成为创新驱动型经济体。”大卫?卡波斯说。

过度保护会有副作用

知识产权是推动创新的重要保障，然而人们往往很难意识到，无限制地保护知识产权，可能会对创新产生副作用。

大卫?卡波斯提出，中国应当避免出现知识产权许可费叠加现象。“当理论和现实发生冲突时，我们就应当先试先行。”大卫?卡波斯说，“这就像把以市场为基础当作是理论框架，但在具体实施时，得具备战略眼光。”在知识产权许可费领域，随着标准必要专利不断拓展，专利拥有者会通过反复征收专利费以避免专利被盗用，这使得使用者因高额的专利使用费，无法撼动专利拥有者的商业利益。

但现实却并不总是和制度设计的初衷相一致。尤其在通信和无线通信领域，“知识产权许可费叠加”和高额征税并没有对维护专利拥有者的商业利益起到任何作用。公开资料显示，从1994年到2013年，全球移动设备的平均销售价格每年下降约8.1%，而移动设备生产商数量从原先的一家企业扩展到全球43个主要生产集聚区。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制度的设计要考虑合理性，而不是超出现实的可承受性。”大卫?卡波斯表示，在市场经济中，如果一种技术在价值评估上是准确的，则其专利使用费就是市场价格的有效分裂，市场会赋予其应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