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知识产权赔偿低的诘难，司法系统也是满肚子苦水。最为常见的理由是抱怨律师不给力，无法提交判赔证据，导致法官判赔无据。还有一些法官认为，目前存在大量垃圾作品、专利和商标，怎么可能判过高赔偿？

那真实的情况到底如何？

在此，笔者希望从自己刚参与过的个案视角，尽量不带任何偏见，客观地探究知识产权案件赔偿低的真实原因。

这一案件的权利人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许镜清先生，他是《西游记》前25集的曲作者，涉案作品也正是耳熟能详的《西游记前奏曲》和《孙悟空交友》（里面含有“猪八戒背媳妇”片段）。

2015年，许先生发现河南勇视影业有限公司在其制作的《西游外传》和《西游外传2》两部影片中使用了涉案作品，并在爱奇艺网上播放。

笔者作为许先生的代理律师起诉了河南勇视和爱奇艺，寻求维权赔偿。在诉讼过程中，我们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西游记前奏曲》的电影配乐使用许可合同，该合同的许可费为15万元。并且，主张以此作为判赔依据，请求法院按照许可费的倍数计算赔偿费用。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针对两首作品判决了15万的赔偿额度。

可以说，这是一起判决赔偿依据充分的案件，却看似高赔，实则低赔。

企服快车面，与那些动辄只有几千元的音乐作品赔偿相比，该案绝对是“高额”赔偿了；

另企服快车面，与作为赔偿依据的涉案歌曲许可费相比，赔偿又实在过低。

我们认为，该案以许可费作为判赔依据，理由是充分的。

比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确定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指导意见》第二十九条规定，侵犯音乐作品著作权、音像制品权利人权利的，可以按照原告合理的许可使用费确定赔偿数额。

根据国家版权局《对〈关于如何确定摄影等美术作品侵权赔偿额的请示〉答复的函》（国家版权局办字（1994）第64号）中指出：

“在确定侵犯摄影和美术作品等著作权的赔偿额时，可以考虑按著作权人合理预期的2～5倍计算。如图书可按国家颁布的稿酬标准的2～5倍计算赔偿额。”

同样，比照专利和商标的法律规定，以许可费倍数计算赔偿额度早已成为一种通识。

然而，海淀区法院却在判决中认为，本案与提交的许可合同约定作品使用背景、方式、范围并不完全相同，只能把许可费作为参考。

企服快车面，按照判决中两首15万的赔偿金额，去除其中律师费和公证费，作者一首歌能获得赔偿实际不足5万，这与15万以上交易价格相差甚远，更不必说权利人维权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和心理折磨。关键是，判决一旦生效，将没有人愿意寻求作者许可同意，先侵权再说，侵权变成了划算的生意，严重干扰了市场交易行为，使版权法实质沦为了“侵权纵容法”。

另企服快车面，全世界不存在完全一模一样的事实证据。本案许可合同证据中的作品与涉案作品一样，使用方式一致。唯一不同的是，涉案侵权电影未公映，而是在网站上播放。我们只能猜测法院可能认为未公映影片不太赚钱，所以就要判赔低。但是，未公映的电影成本小，未必就不赚钱，公映的电影投入大，反而可能赔钱，以是否公映作为赔偿高低依据很难说得通。

由此可见，律师不给力，赔偿证据不充分，作品价值不高，这些传统理由在本案中并不成立。

其实，法院之所以这样判，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与“苦衷”，也折射出背后复杂的体制性因素。

如果判决高额的赔偿，这一金额过分突兀，有可能导致法官面临不确定的压力。因为当前的司法极度不被信任，赔偿人容易对判决的合理、合法性产生怀疑，轻则上诉，重则上访、闹事。面对这一现状，我们的权力体系又没有给法官足够的独立性和有效的执业保障。法官本质是底层的公务人员，而不是国家的治理精英。他们的待遇低下，独立性差，任何来自上级的压力和考核，都可能让其难以承受，更何谈执业保障和职业尊荣。

因此，尽力的采用法定赔偿，变成了法官的避风港，成为值得推崇的“中庸哲学”。

问题是，面对权利人律师的给力证据和代理意见，又该如何有效“平衡”？其实很简单，只要在判决书中发扬春秋笔法，不予回应，一笔带过就可以。正如上述案件判决所体现的，法院认为提交的许可合同约定作品使用背景、方式、范围并不完全相同。关键是为什么约定作品的使用背景、方式、范围不完全相同，则不予回应。

在正常法治国家，这样的司法文书写作方式会被视为法官的耻辱，我们这里却被当作一种裁判智慧，而且不受任何制约。虽然最高院一再强调裁判文书要一一回应律师代理意见，但没有制定任何制约制度，又会有哪个司法裁判者在乎呢？

说白了，判赔低这种“中庸之道”，看似充满“裁判者智慧”，本质是一种“和稀泥”，常常引起各方当事人不满和不信任，上诉自是必然。

但是，司法裁判者不会担心这样的上诉。改判率作为一种司法考核制度，是上级法院一定要考虑和平衡的，由于判决金额通常不涉及定性错误，在“能维持就维持，不能维持尽量维持判决”的司法大环境下，改判难已成为业界公认的潜规则，仅仅是判赔高低的错误怎么可能被纠正呢？

正如该案的上诉，笔者也不会抱过高的期望。

这样一种裁判环境，必然是侵权严重泛滥，权利人叫苦不迭。因此，求助于商业化维权就成为最佳选择，却又造成诉讼泛滥，让法官工作量陡增。司法裁判者完全不考虑背后成因，反感商业维权，采取歧视性政策，进一步压低判赔额度，意图让商业化维权无利可图，反而造成了恶性循环。

应当说，当前整个司法系统解决维权“成本高、周期长、赔偿难”的“雷声”很大，也出台了相关措施，不管是著作权法还是专利法的修改，进一步引入恶意侵权的惩罚性赔偿、举证妨碍等制度设计，可以说“雨点”也不小。

但是，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掣肘知识产权案件判赔背后的体制性因素， 这些制度设计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一张空文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