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你坐在音乐厅中欣赏《红旗颂》《炎黄风情》等当代作曲家的交响名作时，是否意识到乐团演奏这部作品前，需要先征得作曲家的同意?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演员、演出单位)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资料图 李嘉 制图

事实上，不少中国当代作曲家创作的作品在创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上演，作曲家费尽心血创作出作品，能得到的版权费并不多。

古典音乐领域版权保护意识有待加强。

当代作品常被“侵权演出”

说起自己的作品差点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上演的事，作曲家鲍元恺到现在都很气愤。

那是去年年末，鲍元恺听说上海民族乐团将与台北市立国乐团在上海演出一场《台湾音画——上海台北双城乐展》的音乐会，演奏内容包括他创作的《台湾音画》，可演出方从没向他透露过要演出这部作品的消息，鲍元恺也从未向演出方授权。

而且，该音乐会的售票广告页上出现了《台湾音画》八个乐章的名称，却唯独没有出现作曲家的名字。

发现这件事后，鲍元恺只得写公开信询问。

对方看到公开信后发表声明，称上海民族乐团与台北市立国乐团事先签有协议，“双方应各自保证拥有所演出曲目的合法权利或授权”，“但遗憾的是，双方对于谁来落实版权相关问题有不同的认知”，随后宣布取消音乐会。

“乐团虽然自行取消了演出，但不是自知理亏，反而觉得这个损失是我造成的。”这件事不了了之，鲍元恺依旧愤愤。

公开商演作品却不先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就已等同侵权，这样的情况在国内并不少见。

“就拿作曲家吕其明创作的《红旗颂》来说，每年不知有多少个乐团会演出这部作品，逢年过节都会演，但很少有人会想到先征得他的同意。”从事音乐会演出的资深行业人曾伟说，虽然吕其明本人并不介意乐团演奏他的作品，也不一定收取版权费，“但不意味着乐团可以随便演，事先征求同意是对作曲家起码的尊重。”

顶尖作曲家版权收入也不高

演奏方不愿意在事先联系作曲家并向其支付版权费，是因为这项版权费很高吗?答案并不是。

作曲家郭文景介绍，按照国际惯例，想演奏一位作曲家的作品，或是征求本人同意，或是向正规出版乐谱的出版社寻求有偿租赁乐谱。

音乐作品版权分为大版权和小版权，歌剧作品属于大版权，音乐会作品是小版权，价格其实并不高，“一首二三十分钟的作品，演一场一般都在2000元以下”，最终以演奏的场次为单位结算。

“收入的多少与被演出的数量有关。”郭文景说。

不过，即便是中国目前最著名的这一批作曲家，他们得到的版权收入也不高。

鲍元恺创作的《炎黄风情》《台湾音画》等作品在国内演出次数极多，在这种情况下，他每年能通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得到演出方支付的几万元费用，“演出次数太多了，确实单次版权费不高。”而作曲家陈其钢在近日举办的2019中国乐团艺术管理论坛上透露，自2011年至2019年上半年，他的作品在全世界范围内演出共收到版权费折合人民币约81万元，其中在中国收到的只有1.3万元。

对于那些没有事先征求同意就上演的“漏网之鱼”，作曲家也很少去主动维权。

用鲍元恺的话说，“作曲家都很忙，尤其是处于探索中的中国作曲家，没有精力打官司。”曾伟透露，打官司维权需要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都很高，最后获得的赔付也就只有几万元，作曲家也就不愿多这个麻烦。

规范使用乐谱靠行业自律

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之所以还存在，不少业内人士表示，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想改变需要全行业自律。

早年间，由于乐谱出版较少或沟通不便等原因，一个乐团想演奏某一部作品却拿不到谱子，就有人根据唱片里的旋律把它转化成乐谱，再供演奏员演奏，被业内称为“扒谱子”，其实就是盗版。

“当时几乎每个团体都有专业扒谱子的，不同的人扒出来的谱子不同，有些作品就出现了各种版本，其实都不规范。”曾伟说，现在演出市场上不少名为宫崎骏、久石让作品的音乐会，演奏的谱子很有可能是“扒”来的，包括演出时大屏幕上播放的电影、动画画面，可能都未经过授权。

在国内，这样的侵权行为多数处于“民不举，官不究”的状态，但指挥家谭利华指出，国外对不规范乐谱的管理非常严格，甚至不能使用复印或手抄的乐谱登台。

“我带团在国外演出时，会有当地工作人员上台检查乐谱。”谭利华说，演奏员有时觉得原版乐谱字太小不方便看，如果用了复印乐谱，那也一定要带着原版的谱子，向对方证明自己的谱子是正规出版物或已得到授权，“否则乐团会受到严厉处罚，甚至终止演出。”

业内人士也表示，可喜的是，古典音乐圈儿的版权意识近年有日渐加强的趋势。

各院团在向作曲家委约创作作品时，版权保护条款往往明确写在委约合同中。

“比如委约作品的版权如何归属;在作品诞生多少年内，约稿的乐团拥有优先演奏权;在经过一定年限后，其他乐团想演奏这部作品时该向谁取得同意，这些都会写明。”谭利华说，虽然不是所有乐团和作曲家在委约时都能做到签约细致，“但这是个时间问题，当大家都自觉做这件事了，版权意识也就建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