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热情拥抱、主动融入‘互联网+’,税收现代化无从谈起！”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要求，税务人要认真思考“互联网+税务”新课题，加紧制定行动计划。在随后短短8个月时间里，王军就“互联网+税务”批示18次，2015年9月30日国税总局就推出了《“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

各地税务部门积极探索运用“互联网+”改造传统税收工作。

税收直接关系民生福祉。过去，跑税务局是纳税人办税的主要途径，人在“囧途”、排队长龙、重复报送资料、被催报催缴和接受评估检查，是纳税人的“堵点”和“痛点”，也是税收工作中的“难点”。

为此，各地税务部门积极利用“互联网+税务”的创新思维，大力推进办税便利化。“微信缴税”“互联网+海岛服务”“e税客”等注重用户体验、提质增效、迭代升级的办税产品纷纷脱颖而出，绝大部分实体办税服务厅业务，逐步转移到线上。

四川小凉山区寰岛波罗水力发电的办税员李路安曾需冒着暴雨和泥石流的危险，天蒙蒙亮就踏上几十公里的盘山小道，办税“网路”修到李路安的家乡，他再不用为“蜀道难”犯愁；高温笼罩下的厦门，企业会计小天曾顶着酷暑奔波在路上，自从用了国税局推出的手机办税APP,足不出户就办妥了报税。

从2015年8月28日起，深圳市国、地税在全国首推微信缴税，纳税人可用微信预缴代开发票税款和车船税。

走进“云时代”助推办税便利化

各地税务部门还不断创新，向“云时代”迈进。实地办税、网上办税、自助办税、微信办税、移动办税、电话办税、邮政办税等多元化方式，为纳税人提供Anytime、Anywhere、Anyway、Anything的4A办税体验。

随着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在全国范围推行，712万户纳税人已纳入该系统，与传统纸质发票相比，电子发票不需要经过印制环节，申领、开具、流转、查验等都可在网上进行。“双11”当天，仅阿里巴巴旗下各平台总交易额就达到912亿元，电子发票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河南省国税局纸质收入退还书向电子收入退还书“转型”，国税、国库双方直接传输电子数据，实现了出口退税的电子退库。河南利华制药有限公司101.6万元退税款，在开具出口退税电子收入退还书后1小时内就到账。

广州市国税局建立全功能、全流程、全覆盖的无纸化模式，依托网络平台和影像系统，实现了纳税人“一次网上报送，多处共享使用”的良好愿景，每年可减少纳税人上门1000万户次，无纸化申报约500万户次，减少办税服务厅流量80%，减少2000多万张纸。

各地税务部门还不断延伸“互联网+税务”的触角，运用微信、微博、穿戴设备等移动互联网技术、传感技术创新征纳交互方式，为纳税人配备身边的咨询师。

以“制数权”提升税收治理能力

简政放权是中国新一轮深化改革过程中的重中之重。税务总局积极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落实权力清单制度，行政审批事项由原来的87项锐减到目前的8项。

事前做足了“减法”，事中、事后的税收风险怎么控，给税收管理带来巨大的考验。

深圳市福田区月均净增纳税人4000多户；江苏省昆山市国税局16人的乡镇分局管1.1万户一般纳税人；湖南省国税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处处长何正华说，按过去的方式一年查3000户，全省70万户纳税人，需要20多年才能查一轮。

可见，“人盯户、票管税”的传统管税方式已不符合时代要求，“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粗放式、无差别的管理在今天的税收发展进程中已无可逆转地走进了死胡同。

要做到放管结合、放而不乱、管而有序，必须积极适应“互联网+税务”，利用“大数据”推动事前审批向加强事中、事后管理转变，以权力“减法”换取市场活力“乘法”。

王军指出，“互联网+”的核心就是数据的抓取和增值应用，“制数权”将来可能会与制陆、制海、制空权同样重要。只有把握“制数权”，才能在分级分类的后续风险管理中占得先机，获得主动。

2015年11月，江苏省国税局被定为全国税收征管规范2.0版唯一试点单位。江苏国税研发“数据情报管理平台”，实行省级数据大集中，存储系统内外73个部门160亿条数据，建成模型库、指标库、项目库和案例库，实现了涉税风险快速识别和精准制导。“数据情报管理平台”全年自动产生风险信息120多万条，全省风险应对入库收入逾70亿元。

大数据被广泛应用于信息管税。青岛市地税局研发在线社会媒体涉税信息监控平台，全年自动抓取散落于互联网的异地法院拍卖、土地招拍挂、产权交易、上市公司股票减持等涉税信息近2万条，入库税款逾10亿元。

大数据还在减免税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天津市国税局利用百度地图、乡镇土地规划部门和林业局等第三方信息，防范种植企业虚开发票、制造虚假减免税。重庆市国税局的“减免税管理集成系统”，应用大数据追踪监管税收减免管理权运行全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