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在职创业、离岗创业，优惠条件是可以保留体制内身份和待遇3年。

高校教师创业，从象牙塔走向大市场，会经历哪些坎儿，政策又需要怎样的实施细则？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科研处处长乔从丰教授介绍，就其所知，目前国科大及大多数高校都尚未出台与国家新政策相应的管理规定。

“好的政策要想达到预期效果，必须落地。

需要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在充分理解国家政策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地制定出一套可操作、易实施的管理细则”。

技术牛就一定能出好产品吗

国科大近些年在积极开展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方面的工作，如他们成功地将本校老师开发的纳米单晶硅太阳能薄膜电池技术转让给了国电集团的下属公司。

在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实践中，一开始不仅学校做知识产权管理的工作人员对拥有的技术专利无法估价，就连专利发明人也难以对成果进行评估，“科研人员对市场的了解还非常有限”。

“对无形资产的评价很微妙，一个发明既然获得了专利，原则上说它就有独特的技术含量，只要市场有需求，这项技术就可能转化为生产力或新产品。

但某项专利技术与实际生产力和产品的关系往往不是直接对应的，这就使得知识产权的转移转化价格有很大的浮动空间，事实上就是专业的评估团队也难给出一个相对准确的评估价格。”乔从丰说。

对单晶硅太阳能薄膜电池的转移价格评估几经波折，国科大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团队先后请了几拨儿专家评审，意见大不相同，不同专家的估价甚至能相差10倍。

当时太阳能产业正处在高增长时期，对相应的专利技术有很大的需求。

有些专家认为，市场这么好，国科大这项技术应该值500万元，但也有专家认为，实验室技术“看起来很美”，毕竟和大规模量产还有距离，虽然研发过程中投入了很多，如果市场不买账，到头来“也就是一张废纸”。

太阳能技术发展那么快，还是能尽早转化为宜，对价格不应有过高的期待。

他们找了许多公司谈知识产权转移。

当专利的发明人、知识产权的所有人、独立评估专家、渴求技术的公司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坐在一起谈时，这项专利技术的市场价值就逐渐晰了，最终达成320万元的转移价格，其中包括220万元现金和 100万元后续研发经费。

在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总裁赵燕来看来，技术顶尖不一定能保证产品的成功。

他的团队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市场和高校之间做翻译：告诉公司，教授们做了些什么；告诉教授，市场怎么想，“科学家和企业家，在某些阶段是有矛盾的”。

从清华大学走出去的一支热水器技术研发团队，曾下大力气推出了一款加热更快的太阳能热水器，省下的十几分钟加热时间里包含着世界顶尖的技术结晶。

然而，他们忽略了：太阳能热水器的目标消费者们较之省时间，更在乎的是省钱。

提高加热效率，也要多耗电，多花钱。

投入大量智慧和金钱进行的研发，竟然市场遇冷。

“目前创新主要在科研院所，好处是可以潜心做一些基础性研究，不好的是容易造成两张皮，互相不了解。”赵燕来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团队存在的意义。

团队成员都是有技术背景，懂财务和法律，面对专业细分化的老师，交流无碍。

教授钻研出技术成果，企业复制做成产品供给社会。

这两段路之间的过程，在赵燕来看来非常重要：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一起合作，结合用户体验、生产标准、实现功能，才能做出好产品来。

高校角色应该怎么摆

技术不仅是老师和学校的，还是国家的——这是高校、老师、企业的共识。

在高校内产生，从国家获得前期研发投入，技术的专利可以归教师们所有，但本质上是国有资产。

企业应用科研成果，有时希望以股权的方式予以回报。

技术研发时间长，市场有风险，这样更能促使双方共进退。

然而，在老框架下，教师没办法实现技术入股。

2014年《加快推进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协同创新若干意见》（即《京教十条》）出台。

其中规定本市高校可自主对科技成果转化进行审批，转化所获收益中不少于70%可用于奖励。

这样一来，高校师生能更好地享受自己技术带来的市场回报了。

乔从丰介绍，按国科大目前的管理规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功后，20%将直接奖励给成果发明人；

30%奖励给发明人所在的课题组作为后续研发经费；

15%的转化收益直接奖励给有关院系；

10%奖励给知识产权转移转化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者。

在技术和商业间搭桥，国有资产是一条不能跨过的“红线”。

这一点赵燕来很清楚。

然而此前等待资产审批的漫长流程，常常令赵燕来焦虑不安。

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政策，事业单位科技成果的处置、对外投资等事项应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政策，需要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自行处置。

一个项目在各个部门间跑上一年是常有的事情。

《京教十条》撕开了简化规则的口子，赵燕来还是希望看见更多的改变，让程序在“红线”内跑得更快。

乔从丰则坦承，学校最终从知识产权转移中得到的份额非常有限，算上在转移转化过程中投入的人力、物力，按学校的现行规定学校几乎就没有收益。

但作为国有事业单位，国科大没有狭隘地从眼前利益出发，而是认为将科研成果回报社会，促进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鼓励科研人员做出更多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是学校的责任。

“国立机构，视野必须远大。

况且，看到科研人员创造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本身不就是件很愉悦的事情吗？”

青年教师怎么挑创新大梁

东南大学电器工程学院院长赵剑锋2001年留校时就下了决心：自己要走的路和很多“青椒”（青年教师）不太一样。

比起发论文、申专利，他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和企业打交道上。

迄今为止，他已拥有了31项发明专利，成果成功转让给十余家高新技术企业。

这些年，他逐渐形成了固定的模式。

他谈好合作，按学校的规定接受评估，签订合同明确企业的指标要求。

企业将经费直接打给学校，学校则通过他的花费预算，包括设备和学生在实验室工作的工资。

他“发挥老师的长处”，做好核心技术研发，制定方案、关键调试；企业也逐渐能用技术自己解决问题。

这样的合作模式也是如今许多高校教师与企业的合作方式。

赵剑锋希望，学校能采用更多用的教师审核标准。

2008年他评上了教授，晋升的压力没有了。

每年，他的实验室也能发足够数量的“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文章”。

但即使如此，他也坦承，自己的项目太偏应用，不见得能个个出文章。

“燃气轮机早已经被西门子造出来了，没有创新性，写不出论文的。

但我国目前就是主要依赖进口，这样的研究谁来搞？”赵燕来问。

十八九岁时，赵燕来也差点创业了。

他的研究生导师拥有一项真空电子技术，有市场前景，恰巧沈阳一家工厂能低成本实现生产。

清华大学化学系这个意气风发的学生会干部动了心思想创业。

然而，导师痛心疾首他“不务正业”，当时的他也只得作罢。

今时不同往日。

乔从丰感到，如今的状况有点像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下海”潮。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是政府在新形势下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积极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又一重大举措。

“怎么鼓励想创业的青年教师呢？”乔从丰说，“要有一定的倒逼机制和保障机制。

谁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成功把握，只要对创业受挫者给予一定的最低保障，如果在一定期限内停薪留职，相信会有一大批勇于在市场大潮中搏击的科研人员会投身我国经济建设的主战场”。

赵燕来说，有人想做学问，有人想创业，他觉得政策不能硬拉做学问的，但对于想要见见市场的，一定要推一把。

摘抄网易，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