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同济大学在校庆110周年之际大胆改革科研体制：该校与一家企业签订技术专利转让协议，将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王占山教授团队自主研发的“高性能激光薄膜器件及装置”6项发明专利授权转让，合同金额共计3800万元，研发团队将获得此次转让收益的85%，超过3000多万元。

同济大学同时宣布：今后凡科研成果转化，按成交金额下限70%上限85%的比例分配给研究团队。

如此激励举措在本市高校还是首次出现。

“同济模式”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教授通过科研成果转化，可以成为“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同济大学科研管理部部长贺鹏飞的回答是肯定的。

他明确指出，近年来，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科技成果的转化。

2015年10月修订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中规定：从科技成果转让净收入或者许可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50%的比例，对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

不久前出台的《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也明确：允许高校院所在转让、许可或作价投资的情形中，从转让、许可净收入中，或者作价投资形成的股份中提取不低于70%的比例，作为奖励和报酬。

贺鹏飞表示，打通科研成果由“纸”变“钱”最后的障碍，国家和地方均有政策法规，同济大学可能是比较早的执行者，这一举措，将带来科研体制的重大突破。

从全球看，迄今为止，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重大科研成果70%诞生于高等学校。

诸如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领域的许多新知识、新技术都源于高校；在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中，高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是，反观我国的高校，绝大多数的科研成果皆束之高阁。

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国高校科研转化率普遍不超过10%。

对此，科技部副部长王志刚曾经表示，过去科研人员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发表论文，在什么期刊上发表以及这个科研结果是否获奖。

对老师的评价是拿到了什么课题、课题质量和课题经费，在转化方面缺少评价和考核要求。

主观上没有成果转化的要求和内生动力，客观上也没有提供这方面的支撑和服务。

王志刚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7000多万，研发人员超过500多万。

很多科技人员还是在高校、科研院所大院子里，怎样激励他们走出围墙，与企业及其他创新人员一起创新创业，是科研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他明确，“中国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此实现科研人员名利双收。”

在高校内重奖科研成果转化的团队及个人，是发达国家及世界一流大学的通行做法。

美国奖励的比例为50%，德国达到60%。

可见，同济的此次改革既体现了国家政策，又符合国际惯例。

那么，解决科研成果转化这个老难题，“同济模式”可否在沪上高校全面复制呢？

记者采访部分高校发现，虽然有政策，但实施起来依然步履维艰。

企服快车面，旧观众未破，现有的职称评定和激励机制未变，教师和科研工作者往往只把精力专注在论文、著作发表的数量上，而对课题选择、成果是否符合市场需求、是否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漠不关心。

另企服快车面，一说到教授赚钱，便引来质疑声，诸如“拿着学校的资源，获得成果自己赚钱，合理吗”“教授只顾成果转化，还能好好上课吗”等等。

记者注意到，同济大学王占山教授团队获得奖励后相当低调，表示大部分钱将作为科研发展基金，用于科研探索中必须购买的设备和材料。

高校一位科研处负责人对记者说，什么时候能让教授们真正“名利双收”，什么时候能让教授们理直气壮地“一夜暴富”，科研成果转化机制才能真正落地。

也许，我们不仅需要政策，不仅需要“同济模式”，更需要全社会观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