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理解：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行为限定为基于骗取税款的特定目的，但能否由此得出“有货虚开”行为就肯定不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甚至无罪的结论呢？

对于不以骗取税款为目的的“有货虚开”行为，要对行为的法律性质进行界定：

（1）对于符合国家税务总局2024年第39号公告规定的行为类型，因其本质上是一种法律允许的行为，就不能冠以“虚开”之名。

对这种行为，税务行政机关已经明确排除了其行政违法性，而对于刑法中以违反行政法律法规为前提的行政犯来说，该行为自然丧失了构成刑事犯罪的刑事违法性；就本质来说，这种行为也确实不具有作为犯罪最本质特征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因而，这种被行政法认可的行为当然不可能构成犯罪。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张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张某以他人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以该他人公司名义收取货款、开具发票，实际加工劳务由其本人完成，交易产生的税款由开票公司（被挂靠方）扣除、缴纳，其本人与该他人公司之间存在事实上的挂靠关系。

因此，张某的行为主观上不具有骗取税款之目的，客观上也不会造成国家增值税款的损失，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完全符合国家税务总局有关部门对2024年第39号公告解读的情形。

而且，同类行为在现实社会中也普遍存在。由此，法院认为张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不是仅仅基于有真实交易这一形式性的因素，仍是基于本罪的构成要件，基于对本罪危害性的实质把握。

（2）对于不符合行政法律法规，虽不具有骗取税款之目的，但系出于逃税、骗取贷款等其他非法目的的“有货虚开”行为，不能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论处，但可能构成逃税罪、骗取贷款罪等其他犯罪。

有真实交易，与行为人是否有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之间并无必然关联。

有真实交易，并不意味着行为人当然不具有骗取税款的目的，也不能必然得出基于真实交易的“虚开”行为，客观上就不可能造成国家增值税款被骗的实际危害结果发生的结论。换言之，行为人基于真实交易行为进行虚开的，也可能实现骗取国家税款的目的。

如果行为人在真实交易中没有缴纳增值税——如在进项中以不开具进项发票的低价交易，则国家并未基于该真实交易而征收到相应税款，这种情形下如果行为人在交易后以从第三方获取的发票进行抵扣，就将造成国家增值税税款损失。

只有行为人在真实交易环节缴纳了增值税，并且根据法律规定不属于不应抵扣情形的，此时行为人才有向国家税务机关申请抵扣税款的权利，国家亦才有对行为人进行抵扣的义务，行为人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行为才不存在骗取税款之目的。

换言之，行为人向国家申报抵扣税款的前提有二：

一是行为人在上一交易环节缴纳了增值税，即国家从该交易的增值部分征收到增值税；二是行为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抵扣的权利。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虚开进行阐释，要立足于虚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个根本

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既要区分不同性质的“虚开”行为社会危害性之差异，而不机械套用法条；也不能客观归责——对没有造成增值税款损失就一概认为不构成犯罪的观点，放纵了对某些虚开犯罪行为的打击；更不能从张某案中得出“有货虚开就不构成犯罪”的武断结论。

判断是否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行为，不能基于“有货”“无货”这个标准，“有货”的“虚开”也可构成本罪；“无货”的“虚开”，如果不是为了骗取税款的目的，也不能以本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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