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海近代的文化史上，李焕章是一位能关心民瘼，同情人民群众的疾苦，敢于反映和揭露当时社会的诗人。

他的诗歌创作中不乏有反映社会现实、自然风物、民俗风情等方面的工丽精深、成就卓越的作品，其诗歌具有现实主义的精神与浪漫主义的风格，在近代青海诗歌中极具代表性。

既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又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这些创作为我们宣传青海、了解青海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为欣赏青海乡土文化提供了艺术精品，在青海汉族文学史上起到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

一、 李焕章的思想与文学主张

李焕章（1867—1924）字文斋，号奋生，又号惜阴轩主人，西宁云谷川刘家堡（今湟中县刘家堡）人。

李焕章的父亲从小将科举成名的愿望倾注到了他的身上，在父亲的鼓励之下，1887年李焕章考中秀才，到湟中书院学习深造，由于当时西宁地区连年遭遇饥荒，家境更加贫寒，常常“箪瓢屡空，昼粥犹断”只能靠炒面充饥，而且“食品只有炒面而常虑不足”，所以，被人们戏称为“炒面秀才”。

[1]1890年李焕章回到家中教书，不久父亲李彬与世长辞，家庭的负担一下子压到了李焕章的身上，然而他一面教书，一面坚持自学，并未放弃科举入仕的愿望。

1903年李焕章考中举人，以举人资格去兰州求古书院、兰州师范学校读书。

在此期间他接触到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第二年，参加礼部会试，廷试为一等。

由此可以看出，李焕章深受父亲的影响，在他身上体现出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品格，即强烈渴求功业的积极进取态度和强烈的治国平天下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这种思想对其政治和文学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诗人的李焕章，一生著述颇丰，诗文集有《惜阴轩诗草》 （其中存诗226首，词39阕。

）、《惜阴轩诗话》、《寡过堂日记》 及《弁言实业杂记》等。

[2]

在文学上，“照事物应该有的样子描述的和描写人物却按照他们的本来的样子。”[3]根据这种说法分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李焕章的诗既继承了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对稍后的基生兰等西宁诗人有较大的影响。

前人评他的诗“不屑以嘲风月，弄花鸟见长”，而对社会现实“蒿目时艰，怆怀民隐，颂言急切，无所回护”，[4]使其诗歌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

又因为诗人生长在青海，他对家乡的山川风物，民族风情的描写，可以说是真情实感，形象生动，细致入微，又体现出浪漫主义风格，从而使其诗歌具有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与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

二、 李焕章诗歌创作中的美学追求

诗人李焕章在民族的特定时期，用诗歌创作实践了他独特的美学追求，其诗集《惜阴轩诗草》成为那个时代的代表诗作。

诗人用诗歌宣泄了对时代的抗争、对民族的忧郁，对家乡的热爱，在审美倾向上表现出写实性、说理性和抒情性的特质，主张艺术与社会、自然的有机融合。

1、 写实性

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思想中一条重要的理论意脉，“自怨生”（语出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 ）的诗作的美感力往往更加强烈，真切感人。

[5]李焕章深受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创作无论是对具体形象的塑造，细枝末节的刻画，还是在整体的表现形态上，文学创作都力求贴近社会生活现实，追求艺术虚构的真实感。

正如韦勒克所说：“艺术应该忠实地表现这个真实的世界，因此，它应该通过精微的观察和仔细的辨析来研究当代的生活和风俗。

它应该不动感情地、非个人地、客观地表现现实。”[6]

李焕章身历清末和民国前期。

由于他长期身处农村，有机会接近人民群众，亲自目睹和体察了人民群众身受的疾苦，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

旨在针贬时弊，反映人民疾苦，构成了李焕章诗的现实主义基调。

如《丰州杂咏》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这首诗是诗人任绥远知县时期写的，他以犀利辛辣的笔触揭露了社会的黑暗，用强烈的对比手法描绘出了压迫剥削者与被压迫、被剥削者两个对立的方面，企服快车面写出了国库空虚，而另企服快车面官员一掷千金，宴席之上，斛筹交错，却听不到黎民的饥号声，也反映出了诗人对人民群众的同情之心。

尾联“广宴长席上，曾否听饥号”。

一声棒喊，确能振聋发聩。

我们读到此诗时，不能不联想到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名句。

诗客观如实的记录了官、民的生活现实，全诗具有现实主义基调。

2、 说理性

诗歌，又是最富有启示力的艺术。

它不能没有“理”，而且要以“理”教人服人。

宋代黄山谷就说过：“诗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

”[7]清人蒋兆兰也说：“盖无论何种文字，莫不以理为质。

理者，意之所寓也。”[8]因此一首诗如果理说得透，议论得好，还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并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它能启发读者的思维、联想和想象，使感情更加浓烈，意境更加美妙。

正如近代学者、文学评论家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所说：“诗人对于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

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9]因此诗歌的说理能够达到深入浅出，妙趣横生，读之犹如痛饮了陈年老酿，既是醇美的享受，又会留下绵长悠远的回味。

《地震》一诗写的是发生在1920年的一次地震，他用细致的笔墨记述了地震的过程，用科学知识说明地震的成因，然而笔峰一转，指出那些一遇地震便斋僧佞佛祈求保佑的愚昧行为，以慈善者的面目搞一些施粥施汤的赈济也只是暂时之举，提出“何如挥金作事业，造福苍黎博大名”。

与其做些表面文章，还不如筹资兴工，做实事，为老百姓谋福利。

李焕章的说理诗就这样旗帜鲜明地批驳世之谬误后，进一步宣扬救世的主张。

3、 抒情性

“诗缘情”（语出陆机《文赋》 ），意谓写诗的基础是情感，诗歌是为表达情感而抒发的。

情感，对文艺创作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它是诗人心灵迸发的火花，思想情感的结晶。

对情感方面的要求，它比起其他文艺样式来，自然要更高一些。

诗人不仅要“有情”,而且要感情深厚浓烈，充满激情，才能写出好诗。

李焕章生活的青海西宁，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湟水流域，被人们称之为“诗歌的海洋”。

诗人生于斯，长于斯，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

因此能用独特的眼光去观察，用质朴的情愫去感受，写得诗歌别有情趣。

如《河阴竹枝词》 这是首描写青海农业区藏族妇女服饰习俗的诗。

“彤云红日下，一群（或一个）眉毛弯弯似黑蛾，如雪白牙把人耀的藏族女子，头戴灿如白雪的羔皮帽，背饰引人注目的银墩（亦作银盾），跨上马鞍，挥鞭驰骋，健美无比。”[10]藏族女子纯洁、矫健的形象深入地映入读者的脑海。

一副藏族女子骑马行进的图画形象生动的描绘了出来。

这首诗表现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同时也表现出了诗人非凡的文学功底。

诗人没有过多的去描写藏族女子的体貌特征，只是紧紧抓住了“青蛾、皓齿、银墩、羊冠、雕鞍”等各方面，将藏族女子的身份表明了出来。

除此之外，文字的应用也恰如其分，就拿几个表现色彩的词来看如“红日、白雪、青蛾、皓齿、银墩”几个词来看，企服快车面词中将服饰模特儿置于马背上，展现了藏族妇女善于骑射的风貌；

另企服快车面又以“炎云红日”的天气为背景，强化了高原服饰的独特风格。

将一副藏族女子的矫健、脱俗的图画集于一首诗中，再现了诗人非凡的诗思和高超的诗艺。

总之，诗人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故而创作出一些真正透射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地方特色的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既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又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李焕章的作品，在青海文化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我们研究李焕章等西宁诗人及其作品，对认识青海，宣传西宁，研究青海文化发展史，进而研究我国西部文学都是有益的。

参考书目：

[1][4]李逢春编注．西宁历代诗人诗词选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114．

[2]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青海省志·人物志[M]．合肥：

黄山书社，2001．117．

[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74．

[5]李秀莲．古代咏青诗中的民族心态浅谈[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2，

（4）．

[6]刘象愚选编．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20．

[7]（宋）魏庆之著．诗人玉屑·卷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清）蒋兆兰．词说·词语丛编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6．

[9]（清）王国维著．人间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朱刚．清末民初的青海农业区藏族风俗图[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