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面临“学术造假”、“代笔”等指控，有一些涉事的学者或作家往往主张他们无法自证清白，因而拒绝提供进一步的材料或接受独立第三方的检验。

学术规范领域内的自证清白问题不是著作权法所能解决的，但文学艺术作品的代笔问题却与著作权法有着密切联系，著作权法可以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助一臂之力。

在著作权侵权司法实务中，要求作者证明自己是作者，通常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著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规定了“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

而这个“相反证明”，在著作权侵权诉讼中，被控侵权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做到的。

但是，在涉及到著作权确权之诉中，以及部分涉及到署名权的侵权之诉中，没有在作品上署名的人(通常就是原告)主张自己是合作作者，或者自己是唯一的作者，在作品上署名的人(通常就是被告)若不承认原告的主张，就不得不“自证清白”了。

按照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进一步规定，只有那些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才是创作，为他人创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进行其他辅助性工作，均不视为创作。

著作权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还特别强调，没有参加创作的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

一个人是否实施或参加了创作活动，是一个事实问题，需要靠证据来证明。

但由于创作活动本身的特性，在诉讼过程中要证明一个人实施或参加了创作活动，是很不容易的。

企服快车面的原因在于，创作过程通常是不公开的，作者未必会保留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符合证据规则要求的证据。

另企服快车面，即便作者把创作过程完整地记录下来，也未必能够起到证据的作用。

“胸有成竹”之“竹”完全可能是别人画好的竹子，而不是自然界长着竹子。

先把别人写好的东西背下来，对着摄像机默写出来，大概是小学生也会玩的小把戏。

对于那些真正实施或参加了创作活动的人来说，即使没有保留“底稿”或其他书面材料，仍然有办法证明自己是作者或者合作作者。

在著作权法上，“作者身份”就是一把金钥匙。

我们在前面曾经强调过，在著作权法上，作者是一种身份。

作者是创作者，作品是创作物，作者与作品之间就形成了一种身份关系，就像父母子女关系一样。

我们知道，在当代技术条件下，确定父母子女关系的主要手段是进行DNA鉴定(亲子鉴定)。

作品是作者思想情感的表达，这就给作者“自证清白”留下两条可用的途径。

一条是像亲子鉴定那样，通过专家鉴定来确定作品中的“DNA”究竟来自原告还是被告。

这对于艺术作品是比较有用的。

另一条途径是，对原被告双方分别进行询问。

作者对其作品的熟悉程度，就像父母对子女的熟悉程度一样。

不是真正的作者，就算他把作品抄下来或背下来，也不太可能像真正的作者那样了解、熟悉作品。

大学里的毕业论文答辩，相信很多人都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