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为简单的质疑就是，其他人都能完成，为什么唯独你却完不成？于是“买外资”这种方式就会在不同地方流行开来。

其次，“买外资”本身就有利益诉求。

在“买外资”这个利益链条中，地方官员通过此可以职务升迁，而商人可以通过此获得地方政府的各种奖励—包括但不限于现金奖励和土地等要素资源，而各个中介机构也可以为此获得不少的收入。

报道中提及，市场还存在着一些专门提供外资注册，并向地方政府收取费用的公司。

正如报道中所指出，“地方政府的买外资成本水涨船高，从当年的每百万美元注册资本4万～6万元人民币的成本，一路上涨，目前地方政府买外资的综合成本，很多地方已经达到了每百万美元注册资本30万～40万元人民币。”

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尽管大家都认为“买外资”是一个非常坏的现象，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谁都不愿意去戳破这个气球，因为它涉及到的利益面实在太广，而且利益链条实在太长。

如果没有中纪委戳破这个肥皂泡—去年10月中纪委网站公布了辽宁省委对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的整改情况，其中便包括虚增财政收入及招商引资弄虚作假，在全国层面上反思经济数据造假这个在全国许多地方不同程度存在的现象，估计还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问题在于，当揭穿“买外资”这个皇帝的新装后，该以何种方式看待FDI(外国直接投资)？这可能是今后工作的要点。

一个非常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各个地方政府由于没有了对外招商的压力，可能会懈怠外商投资企业。

外资与“软环境”紧密相关

外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据《世界投资报告2014》的数据，2013年中国FDI流入量达到124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

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则显示，自1992年起，中国已连续22年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中所处位次基本稳定。

近20年，中国吸收外资在全球FDI总量中年均占比为7.6%，在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中，年均占比则为21.5%。

外资对中国的意义在哪里？在我看来，其意义不只是获得了资金，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吸引资金，获得了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从明面上增加了GDP，同时市场中的各经济主体也获得了FDI的外溢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既带来了资金，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经营管理技术。

学术界的研究表明，FDI通过如下途径影响经济增长：

（1）作为单纯的“投资”提高经济增长；

（2）通过产业间的关联挤入国内投资，进而提高经济增长；

（3）通过关联示范效应、竞争示范效应、人员培训效应产生“溢出效应”，进而提高经济增长。

从经验来看，那些外商投资较多的地区，往往也是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

统计资料表明，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来，东部地区吸引的FDI份额占到了近90%。

但外资在选择投资地时非常谨慎，一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多少在某种程度上和一个地区的投资环境紧密相关，这里的投资环境既指自然禀赋，同时还包括政府服务在内的各种软环境。

此前世界银行曾经对中国120个城市的投资环境做过排名，而台湾地区的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也会每年一度公布《中国大陆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报告》，对被列入评估的115个城市进行排名，以2014年的报告为例，苏州昆山的投资环境排名第一，其他几个名列前茅的城市大都位于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沿海省份。

事实上，这些城市往往也是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

政府应营造好的投资环境

尽管投资方会对中国各个地区的投资环境作出评估，并且这些评估会真正影响各个地区的FDI，但是在官方来看，这种排名却不如外商直接投资额那么简单。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投资环境排名要转化为真正的外商投资还需要时间，而且排名也太过于主观，无法成为地方政府考核官员的指标，因此在GDP锦标赛模式下，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多寡就会成为不少地方政府考核的重要指标。

一旦一个数据成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指标，那么被考核方就会有作假的冲动，于是“买外资”这种看起来匪夷所思的现象也就会在不少地方出现。

我的意见是，让政府努力去营造好的投资环境，而不是成为招商引资的第一线。

就像报道中所说的，以江苏省灌南县2010年引资考核目标要求是县外客方到位资金134.5亿元，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超亿元工业项目55个，新增注册资本18.2亿元。

而这个目标被分解到各个部门、各个园区、各个乡镇，即便如县委组织部、县委党校和县残联、妇联、供电公司、环保局等都被分配了任务。

一个可想而知的结果是，这些职能机构会通过各种造假—也就是“买外资”来完成任务。

一句话，只有在源头上消灭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当要求，让政府回归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才能消灭“买外资”这种看似简单但实际拙劣的政绩考核指标。

（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