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负债汲取的兴起，我国理论界也纷纷展开了对地方政府融资负债的相关研究。

（一）地方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负债汲取的重要载体

随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兴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被界定为地方政府负债融资的载体，其实质是地方政府的间接负债融资行为，由此产生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巴曙松（2009）、李颖颖（2010）、封北麟（2010）认为地方融资平台负债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负债行为，地方投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投融资的工具，这种负债行为大部分通过地方土地资本化、政府支出资本化和特许权资本化方式的负债汲取，需要地方财政偿还或担保，形成政府“直接债务”或“或有债务”风险。

[14]由于地方政府债权债务关系变成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银行和资本市场”的间接隐性负债关系（时红秀，2010），马庆琰、蔡丽平（2010）认为这将会导致经济加速回暖的“后危机时代”。

巴曙松（2009）、高进水（2009）则认为融资平台虽以政府为依托进行负债汲取，但其主要经营活动是将融入资金投入到市政建设、公用事业等公共项目。

而融资平台负债汲取后投融资管理分散，缺乏一个独立的部门来对此种行为进行监控[15]（赵优红，2010），由于地方政府身份、职能和行为的多重性，从而在具体的负债汲取与投资过程中违背经济规律，过多地运用行政命令以及计划性指令，从而出现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萧楠、孙向东，2011），并且过多地依赖国有银行负债汲取，使得金融调控工具背离市场化改革目标。

（二）地方政府融资负债汲取产生的原因为制度外生

现有研究，将地方政府融资负债汲取行为的产生归为现行制度外生产物，主要分为综合性原因、货币政策原因和财政原因。

如周其仁（2011）认为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快速积累，是汇率制度下货币被动超发、转型期政府与国企的超强信贷能力、目前的土地征用制度综合联系的结果。

也有学者认为计划经济的历史遗留导致政府机构过大，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的新增支出只能通过融资负债来实现（马昊，2010）。

周飞舟（2006）指出在现行体制下，财政分权不能构成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全部激励，在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不仅是“经济参与人”，也是“政治参与人”[16]（周黎安，2007），相对来讲，职业生涯中的晋升或淘汰成为其关注的重点[17]（周雪光，2005），相对于短期内通过摊派或加征税费，通过负债来实现资源密集型政绩，是一种较佳的策略选择（马骏等，2005）。

地方政府融资负债产生的货币政策原因方面，陆磊、李世宏（2004）指出，由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驱使，地方政府天然具有干预国有银行信贷的冲动，在我国金融集权化下，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成为地方政府的“公地”，难以避免过度“放牧”现象；吴永球、陈永丽（2006）通过对我国宏观金融数据的统计分析，认为我国信贷资金分配中非市场因素仍居主导地位，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非市场因素中的重要元素；沈明高、彭程（2010）、魏加宁（2010）、AzumaKurihara（2011）认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从2008年起的货币宽松政策，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项目融资提供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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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汲取行为产生的财政原因，平新乔（2009）、刘尚希（2010）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为有效履行事权，地方政府自然通过债务融资来筹集相关公共资金；勃兰特（2009）、陈柳钦（2010）认为因《预算法》中规定地方不得举债，通过组建融资平台就成为重要的理性策略选择；高进水（2009）认为增加可控财力动力因素，进一步推动了投融资平台的发展。

（三）地方政府融资负债汲取规制取向存在分歧

贾康（2010）、仲旭（2009）、杨帆（2009）等侧重于研究地方融资平台的效用而淡化其风险，认为投融资平台解决了基建投入资金瓶颈问题，是投融资体制的创新，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宜疏不宜堵。

王国刚（2012）也指出，对待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不能仅注重债务规模而不讨论其资产投向。

封北麟（2010）指出和各预算单位项目相比，融资平台的资金抗风险能力要大很多，有助于实现地方政府公共建设职能的市场化运作。

另一些学者认为当前在债务规模、平台管理和融资渠道上存在较大风险，需加强控制。

周小川（2010）、陶雪（2009）、许成钢（2010）、魏加宁（2010）等认为当前以未来土地和收费作为杠杆的地方政府融资，高度依赖于中央宏观政策，这将会产生较大风险。

关于融资平台负债汲取行为的规制问题，形成行政与市场规制两种取向。

一部分学者主张通过行政规制，约束债权债务人双方行为，如巴曙松（2010）强调央行应对商业银行给予地方融资平台新增贷款进行严格控制，从而达到控制风险的目的。

刘尚希（2009）提出通过实行“辖区财政”平衡责任目标机制，约束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的负债汲取行为。

贾康（2010）、高自强（2010）、刘煜辉和张榉成（2010）、时红秀（2010）、魏加宁（2010）等认为应在先摸清地方隐性债务的基础上，实现公开地方债务信息，强化财政问责机制，加强金融监管方式。

还有一部学者提出区分地方政府投资责任，将融资平台置于市场之中，建立市场规制。

陈健（2007）、许成钢（2010）认为应该进一步深化政企分开体制改革，转变地方政府直接投资管理的理念，剥离地方政府对市场竞争经济活动的参与行为，通过投融资平台资产证券化，剥离平台对地方政府的行政依赖，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引入市场外部监督，实现风险控制（张志暹、董丽、陈宇峰，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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